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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国‘三农’问题研讨会”综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国‘三农’问题研讨会”综述

2004年岁末，由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安徽省社科院、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国‘三农’问题研讨会”在安徽合肥召开。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姜春云给大会发来贺信。与会代表们认为，实现全面小康，关键要坚决落实中央的战略部署，切实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加强农业、支持农村、扶持农民方面，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措施，迈出实质性步伐。

“三农”问题解决出现历史契机

来自中央有关部委和全水栗国各地百余名“三农”研究者，就当前“三农”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和交流。代表们认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出现了历史性的机遇：一方面，中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为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政策环境；另一方面，我国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具备了以工补农、反哺农村的经济实力。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三农”问题由来已久，靠激情或义愤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增加更多的问题。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新双脊荠阶段，对此，中央已经明确了方向，胡锦涛总书记的“两个趋向”重要论断，是对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在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关系问题上带有普遍规律性的认识，也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科学判断。这一立意高远、内涵深刻的论断，是对“重中之重”战略的具体化。这主要是客户在选择时对夹具材料了解不清楚今后，无论是研究“三农”问题，还是解决“三农”问题，都应该把切入点和着力点集中到“以工促农和以城带乡”上来。

深圳民族精神与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孔继宁认为，无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要解决好“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能否解决好农民问题，对于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两个趋向”重要论断，为我们下一步解决好“三农”问题提供了巨大契机。完全可以说，解决“三农”问题，不仅时代需要，而且初步具备了历史条件。

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张红宇说，发达国家在其发展历史上都曾经有城乡、区域发展失衡的阶段，但他们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都普遍通过增加对农村地区大量投资和建立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平抑或缩小城乡、区域差别，致力于创造城乡、区域、工农之间协调发展的机制和环境。如韩国政府1970年启动了“新村运动”，政府投入巨资开发农村，在年财政预算中，农村开发费用增加7.8倍，中央和地方财政投资合计增加82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类似发展阶段，应该，也有能力对农业和农村进行投资倾斜和财政支持了。

维护农民土地权益是当前最急迫的大问题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比较集中的话题是维护农民土地权益问题。代表们认为，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严重损害农民土地权益，致使大量农民在失地的同时又失业、失保障，不仅影响农民的生存和农村的发展，而且也是社会稳定的隐患。需要下大力气治理，要用法律手段维护农民对承包地的财产权和处置权。这是当前最急迫的大问题。

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张根生说，地价过低严重侵犯了农民的利益。现在土地的价格以农产品收益为定价根据，而不是以市场的供求作为定价根据，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有利于开发商，不利于农民。更严重的是，当前出现了数千万既得不到合理地价补偿，又得不到安置就业的失地农民，成为无地种、无低保、无就业的“三无”人员。建议对有关法律进行完善修改，对土地所有权的性质作进一步明晰；要确保农民的承包权和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不能随意收归国有；建立完善规范的土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单位和农民承包地有条件直接进入一级市场；要落实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征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经全体村民讨论通过，征收农民承包地应经农民本人同意，否则一律无效并视为违法征地。

安徽省人大原副主任陆子修对此深有同感，他说，农民对于土地征用，没有任何谈判的资格，更谈不上要求合理的经济补偿。而没有了土地，农民就等于没有了职业，没有了收入，没有了赖以生存的保障，就有可能沦为无业游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产权应当明晰，否则与市场经济原则相悖。

当前，重要的是在尊重农民土地财产权，赋予其法律地位，严格完善征地制度。建议在试点的基础上，成立新型的"土地合作社"，合作社民主推选法人代表，土地的承包、流转等事项，均由合作社民主决策，以坚决杜绝村干部和地方政府乱干预的行为。

对农民土地权益问题，一些代表还提出，应当进一步延长农民土地承包权的期限，还有代表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尽最大力量维护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处置权。

出路还在减少农民和组织农民

③ 将新胶膜水平推入至油座中央 代表们认为，当前农村发展遇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遇，持续数千年的“皇粮国税”开始逐步废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加大对农村投资的政策也在逐步实行，解决“三农”问题的外部环境已经初步具备。当前应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不断深化农村改革；大力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努力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张根生认为，农村的发展，关键要减少农民。当前，1亿多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新兴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城镇服务业的主5．会议将出版论文集或光盘力军。但农村现在仍有1沼泽荸荠.5亿劳动力应该转移到二三产业，在想方设法稳住已经转移到乡镇企业和城镇的2亿劳动力外，要在15到20年间，再转移出去1亿到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最主要的措施是解决他们的户籍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第一产业占有劳动力降低到35％、小城镇劳动力就业达到35％的水平。要使他们的转移成为有效转移，还必须在培训上下功夫，要大力加强和办好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大力进行专业技术培训和短期专项培训。

湖南省委政研室沈跃强代表认为，减少农民、发展劳务经济有三大作用：一是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减轻了土地的生态负荷；二是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奠定了基础，为城市文明导入农村创造了条件；三是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有利于农村稳定。

安徽省委党校乔爱书代表认为，在农业市场化进程中，农民成为利益受损最严重的群体，究其原因，就是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的缺失，就是没有根据市场的需要及时地建立宏观社会性经营组织。在推进现代农业过程中，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是绕不开的一大课题。党的十六大提出“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泽芹程度”的要求，为推进农民的组织化创造了条件。当前应该借鉴国外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功经验，根据我国农业家庭承包经营的现状、农业产业化经营、各种农业协会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实，把建立宏观社会性经营组织作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主要努力方向。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战略路径和必然选择。代表们认为，“三农”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各级政府在制定发展政策时，一定要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重大经济社会政策进行调整，实行城乡统一筹划，彻底改变重城市、轻农村及“城乡分治”的传统做法，清除城乡之间的体制障碍，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