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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绿色发展循序而进治理“雾霾”

我们在探讨治理雾霾污染的具体举措时候，必须正视发展中的能源需求，正视雾霾污染是在发展中产生的，但如果没有发展，治霾只能是一句空谈。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个地区，占据国土面积8%的人口，就消耗了40%多的全国能源，消耗了50%左右的燃油。这个“845”现象就是中国发展和能源消耗的现状。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期、人口也在不断增长，能源消耗增长就是“刚需”。因此，控制能耗总量已经刻不容缓。而当前，控制煤炭消费的首要方法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建立可持续的投资及消费模式。

雾霾，正在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威胁,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我们首先要看到，能源的最大作为是支撑了中国庞大的工业体系。以一美元GDP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能源消耗确实在逐年降低。但是，抵不过我们巨大的能源消耗总量带来的环境代价。有人质疑，说政府文件中的数字是变好了，而人民对于环境质量的感受却在变差，这是原因之一。我们在探讨治理叶苞繁缕雾霾污染的具体举措时候，必须正视发展中的能源需求，正视雾霾污染是在发展中产生的，但如果没有发展，治霾只能留做一句空谈。因此，要解决问题，我们需要坚定和耐心，不能浮躁。

控制大气污染有多难PM2.5，即空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固体颗粒或液滴的总称，虽然自然过程也会产生，但其主要来源还是人为排放。

根据去年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区域大气污染特征”的研究成果，PM2.5的排放来源被解析为三部分：一是通过燃煤、交通、农业等各种人类生产生活过程导致的污染源，排放出的一次颗粒物；二是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形成的二次无机颗粒；三是由挥发性有机物和氮氧化物生成的二次有机颗粒物；其中涉及到五种一次大气污染物，包括直接排放的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铵和挥发性有机物。

从全球分布来看，中国是PM2.5浓度最高区域之一，同时也属于臭氧浓度最高区域；而且在PM10中，我国PM2.5占到60%～70%，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发展中国家50%的一般假定。根据北京和上海环保局数据所做的解析，PM2.5分为燃煤、交通、长距离传输和其他等四种主要来源，其中燃煤对于北京PM2.5的贡献占到17%，上海更高一些占21%；交通对于PM2.5的贡献两地都超过燃煤，分别占到22%和25%；还有长距离传输，北京的硫酸盐有80%来自于区域性产生的二氧化硫排放，而上海占到40%，氮氧化物两地都占到50%。可见，PM2.5的浓度很高且来源广泛，控制难度大。

从污染物总量控制上看，强求在短期内解决也不乐观。

因为现有污染物总量减少30%～50%，环境空气质量才能出现根本好转。如果我们要减排30%，一个五年计划减光叶柳10%，那就要三个五年计划；如果目标是50%，那就要四五个五年计划，一不小心就到了2030年。有些人可能在感情上无法接受这么长久的时限，但就是如此，也是我们要付出十分努力或许才能做到的结果。

目前，中国的雾霾污染和治理非常复杂，几乎居世界之最：第一，雾霾污染成因最复杂。当年英国的雾霾污染基本上是由采暖造成的，洛杉矶雾霾污染主要是由汽车尾气排放造成的。中国的大气污染源除了汽车尾气排放、燃煤等造成污染之外，还有强大的工业体系造成的各种污染物排放。第二，治理大气污染压力最大。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个地区，占据国土面积8%的人口，就消耗了40%多的全国能源，消耗了5波密黄耆0%左右的燃油。这个“845”现象就是中国发展和能源消耗的现状。这些地区的环境承载力已被透支，但能源消耗仍在增长。可见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和能源消耗降低谈何容易？第三，治理大气污染难度最大。中国的大气污染物来源非常广泛，造成控制极其困难，比如，氮氧化物污染控制就很难，但对氨污染的控制更难。中国经济仍处在高速增长期、人口也在不断增长，能源消耗增长就是“刚需”。因此，中国需要付出比其他国家多几倍的努力来控制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治理要循序渐进关于衡量什么是真正的蓝天，世界卫生组织将PM2.5的24小时平均浓度标准分成三个过渡阶段和一个最终指导值：第一过渡阶段为75微克/立方米，第二过渡阶段为50微克/立方米，第三过渡阶段为30微克/立方米，最后的指导值为20微克/立方米。

中国工程院和环保部共同完成的《中国环境宏观战略研究》提出：2050年全国大气环境保护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实现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值，即PM2.5的24小时平均浓度为20微克/立方米。对于该大气环境保护战略目标的确立，有的学者认为有些保守，也有的学者认为未来这1产业的快速发展过于冒进。客观分析一下，如果2050年达到20微克指导值的话，我们必须要十年迈一个台阶，2020年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第一过渡阶段，2030年达到第二过渡阶段，2040年达到第三过渡阶段，2050年才达到指导值。中国“十二五”规划目标是到2015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分别比2010年减少8%—10%。如果将标准再提高些，即使每个五年计划排放量都下降15%（难度非常大），到2025年，仍然有超过20%的城市无法达到第一过渡阶段所要求的PM2.5污染控制标准。实现我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除PM2.5之外，还有PM10、臭氧（比控制PM2.5还难）、二氧化氮。随着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耗不断增长，不可忽视各种污染物排放量的新增量，特别是氮氧化物。可见我们面临的挑战有多大。因此，治理大气污染，要在战略上要坚持科学、可持续的原则。

能源可以有所作为如果对比我国重工业发展及能源消耗的数据，就会发现，2000年以后煤炭消费量的上升，已和火箭发射速度相当。“十一五”规划中煤炭消费是25.6亿，最后实际消费是32.4亿，可见控制能耗总量已经刻不容缓。

当前，控制煤炭消费的首要方法就是转变发展方式。通过建立可持续的投资及消费和金属、矿场和采矿行业模式，减少经济发展对于重化工业的依赖，调整宏观经济结构，向低碳发展转变；加快落后产能淘汰力度，提高准入门槛，促进清洁生产；在产业布局方面，逐步疏成为包装产业中的新力量散区域复合性污染严重地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的重化工业产能。

此外，在能源结构上，增加清洁能源的比重，力争每五年使煤炭在我国一次能源中的比重降低3%～5%，建立清洁、高效和可持续利用煤炭的体系。推进煤炭洗选和分级使用，将煤炭使用向配有先进的燃煤污染控制技术的设备倾斜，使用最佳的末端污染控制技术，控制区域煤炭消耗总量；同时，减少民用部门的原煤燃烧，促进可再生能源、天然气和型煤的使用。

还有，以环境标准优化产业升级。从火电厂排放标准的演变来看，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推动了单位发电量用煤及污染物排放量的降低。2011年修改花椰菜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标准，几大部门配合出台脱硝优惠电价政策，鼓励企业的脱硝行为。

对于移动源污染的控制，也是大气污染治理的重要方面。根据对全球乘用车和货车增长的预测，中国的增长是最快的。我国汽车保有量2020年将达到2.1亿～2.4亿辆，2030年则可能增长至4.1亿～5.3亿辆，是2005年的13～16.8倍，这对能源安全、温室气体排放和城市空气质量都将带来巨大挑战。在车用燃油标准方面，我们的行动远远落后于计划，急需提高车用燃油的品质。

进行机动车排放控制，在降低油品含硫量的同时，还要控制其挥发性有机物（VOC）的排放量；不仅要控制汽车行驶过程中的VOC排放量，还要促进企业改善加油系统，减少加油中的排放；不仅要控制在城市道路上行驶车辆的排放，还要将其他非道路移动源，如施工和农用机械等的排放纳入管理范围。

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的发展有后发优势，不管是钢铁、水泥还是燃煤发电厂，都是在使用新技术进行跨越式发展，但即使如此，相关污染问题仍然不可避免。经济的发展，怎么跟环境保护同步，这需要我们高度重视。雾霾是发展中产生的，也需要通过绿色发展控制雾霾污染，所以我们需要有坚定的执行力和耐心。（本文作者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

来源：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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